徐詩偉 2010/02/19
你有沒有想過：假如管理學真的有效，為什麼上班的人大都苦多於樂？為什麼我們會走到M型社會這步田地？為什麼管理學課本上所承諾的美好未來，幾乎從未在我們的生活中實現？更重要的是：你跟我，可以怎麼辦？
假如知識這麼值錢 為何你還是累得像狗
當代管理大師和企業管理者，很多人都認為知識管理是未來企業成功的不二法門。有位很有名的管理大師彼得．聖吉（Peter Senge），曾經出版過一本非常暢銷的書，叫作《第五項修練》（The Fifth Discipline），他算是最早把知識管理這個概念發揚光大的學者之一。他認為，一家成功的企業，必須是家「學習型組織」，必須具備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，這包含了：
．組織成員間的對話、溝通、討論。
．解決衝突和慣有的防禦心：成員往往因為怕丟臉，不敢提出自己的想法。藉由成員間的互動，可以化解衝突，讓大家勇於提出意見，也有助於成員思索。
．團隊合作的學習行為：管理者要創造出有利於學習的環境，讓成員樂於分享知識。
彼得．聖吉創造了一大堆術語，譬如「深度會談」、「正念」等等，也引用了一些新物理學的名詞，譬如混沌理論、複雜科學等。他所提出的結論大約是說，西方的企業組織要學習東方的企業文化，要創造一個東方式——尤其日本式——的團隊學習環境。最後，再創造一個「典範」的移轉。這，就是一個理想的學習型組織。
我建議你不需要真的花時間，去研究《第五項修練》（話說回來，今天大概也不會有多少人對那本書感興趣了），因為那本書充滿了對東方哲學的誤解。而假如你讀到這裡，對我所解釋的管理學有所領悟，應該就能發現到，彼得．聖吉的書，正好反映了一個管理學者對後官僚組織意識形態的嚮往。而後官僚式組織這個概念的流行，有一部分也是受到學習型組織的影響。
知識管理這個概念的流行，其實還有些其他的原因。我必須點出一個常見的誤解，因為，知識管理這個概念可絕對不是什麼管理學的新產物，而是源自於十九世紀的經濟學。
新古典經濟學派有個很重要的假設，那就是所謂的「邊際生產力遞減」法則。我用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解釋：假設我經營一家公司，有五位員工和一部機器，公司的資本額是一百萬。假如有一天，我希望讓公司的產量提高二十％，我只要多雇一位員工，就能達到目的。
但是，接下來假如我再雇用一位員工，整個公司的產量就未必能增加這麼多了，也許只能增加十％；等到我再多雇用一位員工時，產量甚至不會再上升了。這是因為，在其他生產要素——公司資本額、機器等——不變的情況下，每一項生產要素的投入，其所增加的產量是「邊際遞減」的。除非，我把公司資本和機器也比例式的增加，否則，單獨持續增加某個要素，所得的利益一定是遞減的。問題是，我的資源是有限的，當然不可能無限制地把所有生產要素，都按比例式來提升。
不過，假如知識——或科技——也算是某種重要的生產要素時，狀況可能就不同了。因為，知識或科技的使用，可以讓整個產能往上提升。假如我教導員工使用某項革新的技術，讓每個員工每日的產量提升十％，五位員工加起來，就是五十％。於是，我不需要多雇用員工或是多買機器，就能達到產量提升的效果。這，就是今天知識經濟的魅力所在。
使用科技和知識的好處，是經濟學家馬歇爾（Alfred Marshall）於一八九０年提出的，他用了「創新」（innovation）這個詞，認為企業若能夠運用知識（馬歇爾是指科學知識，因為經濟學基本上認為，只有科學知識才能促進生產力），便能夠對抗邊際生產力遞減的法則。因為，知識既然來自於人的腦袋，當然是一種可以被無限度開發的資源。
著名的芝加哥學派經濟學者梭羅（Lester Thurow），是當代「知識經濟」這個詞的創造者。他是這麼理解的：「玩知識經濟，誰都比不過美國。是美國人發明這個遊戲的。美國火車頭再度拉動全世界，若非美國的市場正在成長中，帶動了全球出口貿易，一九九九年會爆發全球衰退。美國當前的經濟實力配上軍事霸權，是美國前所未有的盛世。」梭羅對知識經濟的概念有著無比的迷戀，他甚至這樣說：「將來最富有的人擁有的不是土地資產，而是知識，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出現這樣的狀況。將來擁有知識的人，絕對不會被人當成奴隸。」不過，就像大多數的經濟學者，梭羅並沒有提出如何在實務上管理知識或利用知識。
（本文轉載自徐詩偉新書《管得少，是我故意的》，中文譯本由早安財經出版）
你有沒有想過：假如管理學真的有效，為什麼上班的人大都苦多於樂？為什麼我們會走到M型社會這步田地？為什麼管理學課本上所承諾的美好未來，幾乎從未在我們的生活中實現？更重要的是：你跟我，可以怎麼辦？
假如知識這麼值錢 為何你還是累得像狗
當代管理大師和企業管理者，很多人都認為知識管理是未來企業成功的不二法門。有位很有名的管理大師彼得．聖吉（Peter Senge），曾經出版過一本非常暢銷的書，叫作《第五項修練》（The Fifth Discipline），他算是最早把知識管理這個概念發揚光大的學者之一。他認為，一家成功的企業，必須是家「學習型組織」，必須具備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，這包含了：
．組織成員間的對話、溝通、討論。
．解決衝突和慣有的防禦心：成員往往因為怕丟臉，不敢提出自己的想法。藉由成員間的互動，可以化解衝突，讓大家勇於提出意見，也有助於成員思索。
．團隊合作的學習行為：管理者要創造出有利於學習的環境，讓成員樂於分享知識。
彼得．聖吉創造了一大堆術語，譬如「深度會談」、「正念」等等，也引用了一些新物理學的名詞，譬如混沌理論、複雜科學等。他所提出的結論大約是說，西方的企業組織要學習東方的企業文化，要創造一個東方式——尤其日本式——的團隊學習環境。最後，再創造一個「典範」的移轉。這，就是一個理想的學習型組織。
我建議你不需要真的花時間，去研究《第五項修練》（話說回來，今天大概也不會有多少人對那本書感興趣了），因為那本書充滿了對東方哲學的誤解。而假如你讀到這裡，對我所解釋的管理學有所領悟，應該就能發現到，彼得．聖吉的書，正好反映了一個管理學者對後官僚組織意識形態的嚮往。而後官僚式組織這個概念的流行，有一部分也是受到學習型組織的影響。
知識管理這個概念的流行，其實還有些其他的原因。我必須點出一個常見的誤解，因為，知識管理這個概念可絕對不是什麼管理學的新產物，而是源自於十九世紀的經濟學。
新古典經濟學派有個很重要的假設，那就是所謂的「邊際生產力遞減」法則。我用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解釋：假設我經營一家公司，有五位員工和一部機器，公司的資本額是一百萬。假如有一天，我希望讓公司的產量提高二十％，我只要多雇一位員工，就能達到目的。
但是，接下來假如我再雇用一位員工，整個公司的產量就未必能增加這麼多了，也許只能增加十％；等到我再多雇用一位員工時，產量甚至不會再上升了。這是因為，在其他生產要素——公司資本額、機器等——不變的情況下，每一項生產要素的投入，其所增加的產量是「邊際遞減」的。除非，我把公司資本和機器也比例式的增加，否則，單獨持續增加某個要素，所得的利益一定是遞減的。問題是，我的資源是有限的，當然不可能無限制地把所有生產要素，都按比例式來提升。
不過，假如知識——或科技——也算是某種重要的生產要素時，狀況可能就不同了。因為，知識或科技的使用，可以讓整個產能往上提升。假如我教導員工使用某項革新的技術，讓每個員工每日的產量提升十％，五位員工加起來，就是五十％。於是，我不需要多雇用員工或是多買機器，就能達到產量提升的效果。這，就是今天知識經濟的魅力所在。
使用科技和知識的好處，是經濟學家馬歇爾（Alfred Marshall）於一八九０年提出的，他用了「創新」（innovation）這個詞，認為企業若能夠運用知識（馬歇爾是指科學知識，因為經濟學基本上認為，只有科學知識才能促進生產力），便能夠對抗邊際生產力遞減的法則。因為，知識既然來自於人的腦袋，當然是一種可以被無限度開發的資源。
著名的芝加哥學派經濟學者梭羅（Lester Thurow），是當代「知識經濟」這個詞的創造者。他是這麼理解的：「玩知識經濟，誰都比不過美國。是美國人發明這個遊戲的。美國火車頭再度拉動全世界，若非美國的市場正在成長中，帶動了全球出口貿易，一九九九年會爆發全球衰退。美國當前的經濟實力配上軍事霸權，是美國前所未有的盛世。」梭羅對知識經濟的概念有著無比的迷戀，他甚至這樣說：「將來最富有的人擁有的不是土地資產，而是知識，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出現這樣的狀況。將來擁有知識的人，絕對不會被人當成奴隸。」不過，就像大多數的經濟學者，梭羅並沒有提出如何在實務上管理知識或利用知識。
（本文轉載自徐詩偉新書《管得少，是我故意的》，中文譯本由早安財經出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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